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二十）
作者：宁波大学 田 力
（图为倪维思晚年肖像照，出处：倪戈氏（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着《倪维思的生平：一位在华四十年的传教士》（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扉页照片）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4年被派至中国宁波传教。1861年，又转到新开放的山东登州（今蓬莱）、芝罘（今烟台）等地活动。1869年，倪维思在纽约出版《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这部书是西方世界关于近代中国形象最为经典的着作之一。全书共分二十八章，外有两篇附录。第一、二章，作者总论中华帝国的概貌、中国及居民概貌。第三至五章，分别介绍孔子及其学说、科举考试和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的体制。第六至十三章，介绍和讨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第十四至十九章，分别论述中国的语言、慈善机构、善书、社会风俗、节日和娱乐、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第二十章起至二十五章，主要谈基督教在华的传教问题。第二十六章写太平军叛乱。第二十七章写中华帝国的现状和未来。第二十八章是结论。从书的结构可以看出——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旨在对中国和中国人作一概括性介绍，而不是要对某些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倪维思关于中国的认识来源“大部分都是本人自己在华十余年所见所闻和传教实践以及与中国各地各阶层民众的交往经历”。这其实也是近代早期来华西人介绍中国形象时所存在的一个普遍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极为有限，所以这些关于中国形象的着述，虽然着眼点是整个中国，但是其经验材料却主要来自于西人被限定活动的通商口岸及周边地区。换言之，区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和中国人》便是如此，它是一部以作者在宁波为代表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活经历作为经验依据，关于中国形象的一般性描述着作。籍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哪些宁波元素是最具典型中国特色的。
（图为倪维思着《中国和中国人》第18章“中国的节日、风俗和娱乐”插图：为春节做准备）
比如介绍“中国的节日、风俗和娱乐”，作者就以宁波一地为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游行活动：
“宁波地区的人在举行游行活动时常常要添加一道更为奇特的风景，那就是，队伍中有几个人扛着一块木板，一个衣着华丽、面容姣好的女子形象翩翩然立于板上（不消说，这绝不可能是大家闺秀的形象）。这位女子高举着一只手臂，而在其手心之上又踮脚站立着另一位美貌的姑娘。这两个形象在整个游行队伍中极为惹眼，她们亭亭玉立、怡然自得的样子使路人们禁不住啧啧称奇。究竟其身体是如何支撑起来的，在不知内情的旁观者看来这真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难解之谜呀！原来人们在这两个女子形象的衣服里分别安置了一副铁架子，这两副架子能将她们的身体撑立得恰到好处。在游行队伍中，跟在这两个姑娘后面的是个牵着马的新郎倌儿，而马上坐着的却是些打扮得喜气洋洋的孩童们。此外，参加游行的人们有的举旗，有的打幡，还有的拉着横幅，这些标志无非是想告诉旁人他们都分别来自于哪个城区或哪个村镇。在中国人的游行活动中，偶尔还有人装扮成披枷带锁的罪犯走在队伍里。路人一看便知此人正身陷厄运之中，之所以披枷带锁是因为他已向神佛立誓，要通过穿囚服扮犯人以及游街示众的方式来赎罪消灾、祈福禳邪。”
（图为倪维思着《中国和中国人》第18章“中国的节日、风俗和娱乐”插图：舞龙）
（图为倪维思着《中国和中国人》第18章“中国的节日、风俗和娱乐”插图：游行队伍抬着的花船）
（图为倪维思着《中国和中国人》第18章“中国的节日、风俗和娱乐”插图：披枷带锁以示感恩图报之心）
在讨论中国的风水文化时，倪维思讲了一个发生在宁波的有趣故事：
“若干年前，有外国人想在宁波城修建一座天主教堂，当地人一开始就对此不胜担忧。后来教堂越建越高，很快超过了城里的其他建筑，人们的担心也随之日益加剧。当一支风信鸡最终插于教堂的尖顶，以示工程竣工时，当地人已然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了。宁波城里一处叫做蜈蚣街的地段所面临的形势似乎最为严峻。该地段之所以得此怪名是因为其大路两边歧途遍布，岔道纷杂，像蜈蚣身上数不清的细腿。快走到蜈蚣街的尽头时，可看到一座钟楼，这是宁波内城中最高的一座建筑，人们把它看作是高高抬起的蜈蚣头。对这座城池而言，那座刚建好的天主教堂的尖顶简直就是邪恶的象征，特别是由于它的高度远远超过钟楼，对后者来说这意味着凶多吉少；而尖顶上的风信鸡则是蜈蚣街的克星，因为公鸡啄食各种爬虫，其中就包括蜈蚣。风水先生向当地人告知了此种凶兆，但外国人却充耳不闻。后来蜈蚣街果真发生了祸事，一场大火焚毁了钟楼和部分地段。虽然这场火灾对宁波城来说确为不幸遭遇，但风水先生们却有幸因这一祸祟在当地人中维护了自己的声誉。后来到领事馆投诉的人越来越多，不过这些中国人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外国人的耻笑。回到家后，他们便满腹牢骚，认为‘外国人蠢钝得竟然连风水都不知晓’。无奈之下当地人只得再去求助于风水先生，据说有一位术士曾建议道‘既然公鸡会啄食蜈蚣，那不妨找只野猫将公鸡吃掉。’于是大家赶紧请了一位远近闻名的画匠，让他在对着那座阴森恐怖的外国教堂的一面高墙上画了一只面目狰狞的野猫。说来也巧，教堂不久竟坍塌了，而中国人重修的钟楼则比以前又高了二、三层，似乎在向那片废墟逞威示强，这之后宁波城里便又复归了平静。有人认为教堂之所以坍塌是由于所用的砖石烧得硬度不够；但当地人却众口一词，将这件事归因于外国人对风水的全然无知。”
倪维思在文中提到的这座让当时的宁波百姓“头痛不已”的教堂，应该就是药行街天主堂。史载，该教堂于1853年扩建，越二年倒塌。
倪维思基本上是以一种较为平等公正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文化，比如在谈到中国的慈善机构时，他说：“一个异教国家里竟也有为数不少的慈善机构，这很可能会令西方读者感到匪夷所思，然而中国的这些机构在数量和种类上绝不逊色于基督教国家，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又举例：
“宁波城里有一家最着名的、也是资金最雄厚的慈善机构，它可为民众做多种善事，包括：出钱为穷人买棺材；寻找合适的坟址安葬随意丢置的棺木；出钱将暴露于野外的尸骨收集起来并把它们重新埋好；在夏季提供草药，冬季施舍棉衣。此外，救济寡妇、收集字纸、查禁淫书等也都在这个机构的工作范围之内。宁波的这家机构占地颇广，在里面担任秘书和督办的人不在少数。为将种慈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高效有序，这些办事人员一般都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这本书中很少有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着述中常有的那种偏见，甚至可以说倪维思是在努力地纠正西方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错误的刻板印象。除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他笔下的中国形象还是比较正面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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