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家族世为浙江镇海桕墅望族。方椒伯来沪后经营祖传钱庄。20世纪20年代历任银行经理，从事多种实业，还两度当选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主持工作。他毕业于沪上法政专校取得律师证书，是位熟谙法律的实业家。抗战军兴后拒任伪职，并投入抗敌救难和同乡会福利工作。建国后历任市政协委员、工商联代表。

    继承祖业来沪经商    又在家乡兴办学校

    方椒伯名积蕃，浙江镇海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方椒伯童年入私塾就读，17岁时应科举考试未中。翌年到沪与叔父樵苓共同经管祖传产业，其中钱庄有延康、五康等数家。他同时在家乡参加地方自治工作，往来于沪甬之间。21岁时集资在家乡创办培玉两等小学堂，自任校长。后又兼任溪海小学校长及宁波教育参事会董事。溪海两年后停办。培玉则一直办到1956年由政府接管。其间他多次为该校筹集经费，添置设备，聘请教师，颇费心力。

    1910年4月，上海成立商业研讨会，公推方椒伯为副会长。1910—1911年，沪地发生钱庄倒闭风潮，方椒伯所经营的钱庄多家受牵累，损失颇巨。后又涉及讼事，吃了大亏，成为他后来决心学习法律的契机。辛亥革命期间，他曾随叔父方樵苓参加为民军募集饷款的“革命军饷征募队”，后又加入“中华民军协济会”，为民军协筹军需。1912年曾当选镇海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攻研法律抨击缪论    迫使朱沈引咎辞职

    1912年方椒伯进上海民国法律学校专修法律。1915年转学至梁启超所办的上海神州法政专门学校，继续攻读法律。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未经会董讨论而用总商会名义发表违反民意、主张中日直接交涉的通电，导致舆论大哗。方椒伯等发起在沪组成70余团体的“各公团联合会”，方被推任会长，起草发表通电，反对上海总商会违反民意的主张。朱葆三、沈联芳被迫引咎辞职。方的名声遂闻于沪上各界。

    1920年他在法律学校毕业后取得律师证书，但他此时无意开业，复从事商业和社会活动。当年3月受聘任北京东陆银行在沪分行经理。与此同时，他被推选担任四明公所董事，并同朱葆三、蒉延芳等共同创办四明医院，任董事。该院对旅沪同乡贫病无靠者施诊给药，接受重病员免费住院治疗，受惠者不计其数，直至解放后由国家接管。方又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兼会务主任等职。

    继续兴办多种企业    受任多项重要职务

    1920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开幕前，他参加筹组工作，成立后被推为董事。又任银行公会会董。1921年初经济研讨会在上海成立，他与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杨端六等当选为干事。该会是国内成立最早的专业经济学术研究团体。1922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改选理事，宋汉章、虞洽卿、方椒伯等9人当选理事。6月，该会修改会章，推选聂云台、方椒伯为正副会长。8月，方与秦润卿、薛文泰三人集资30万元，创办大有余榨油厂，方被推任董事长，是为方家投资食品工业的开始。该厂后来成为他和薛文泰共同经营的主要企业。1923年他在宁绍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被推选为董事长，直到1936年改选为止。

    连任两届商会要职    出色完成会务工作

    1922—1926年方椒伯连选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的副会长（每届两年）。他在任内，前届由于正会长宋汉章常因病休假，后届正会长虞洽卿又时往北京活动，因此会务实际由他主持。在任内曾发生多起事件，由于他处理得当，均化险为夷。

    1923年5月6日，津浦线北上的一列火车，在山东临城附近为孙美瑶匪帮所劫持，车中中外旅客300多人被掳为“肉票”（人质），沪上被难家属纷纷要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方主持组织了救护队，并派代表会同地方当局与匪方谈判，促使全部被掳旅客安然脱险归来。1924年江浙两省军阀为争夺上海地盘，发生“齐卢之战”，继而奉军南下，全市骚动，总商会多方奔走呼吁，并筹集巨款遗散溃兵，秩序始告恢复。1925年，上海南京路上发生英租界捕头抢杀市民的“五卅惨案”，他一面急电在京的会长虞洽卿回沪主持会务，一面在工人学生代表及烈士家属的强烈要求下，由他签发通告全市会员罢市。虞兼程回沪后，负责内外交涉事宜，方则办理救助罢工工人的劝募筹款工作。总商会共经收捐款240多万两，先后移拨济安会发给工人救助金250多万两，差额10多万两，也由总商会垫付。

    反对军阀苛征暴敛    主张国民自决民治

    方椒伯在总商会副会长任期内，多次领导上海商界，反对各系军阀的苛征暴敛，向北洋政府抗争民权。1922年10月，他起草总商会通电，要求全国各金融机关一致拒绝为北洋政府承募一切公债。11月总商会发出吁请通电: 要求各省督军分期逐步实行裁军。12月，通电各地商会，“一致努力，检查裁兵、公开财政、速制国宪三项措施”。并电参众两院，要求法律规定裁兵，整理财政，并迅速制定适合国情之宪法。1923年1月，总商会发出通电，要求各金融机关切勿承担募借政治借款。2月，总商会电致北洋政府，要求4月30日前公开财政，并发出严厉警告:“倘逾期不履行，或空言以为搪谋塞，国民惟有行使约法赋予之权，起而自决”。3月7日，北洋政府内定发行12年公债1200万元，总商会为此分电国务院、财政部、参众两院、银行公会，表示政府滥行借款，国民久已深恶痛绝，对此项新债决不承认。

    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驱逐总统黎元洪，准备通过贿选取而代之，遭到舆论一致谴责，各界提出“直接民权”的主张。总商会于6月23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方椒伯任大会主席，主张国民自决实行民治。继而通过决议，组织“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1923年7月4日，开创近代中国历史先例的“民治委员会”成立会正式举行。方椒伯在开会词中指出:“本会之以民治为指归”，“以上海开其先，而希望各省区各界人民之继其后”，此会受到舆论的好评。6日上海总商会等召开市民大会，通电声讨贿选总统曹锟。10日总商会联合上海百余团体发起组织国民讨曹游行大会，参加群众8000多人。方椒伯于1926年任期结束后，离职。

    晚年热心慈善事业    坚拒伪职守住晚节

    1937年“八·一三”淞沪开战后，上海租界难民麇集，方椒伯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兼会务主任，自愿负责“筹划救济各地来沪避难同乡”，设立难民收容所10处，后又由同乡会出面分批免费遣送同乡难胞20多万人返甬。不久，全市性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他任该会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经手募集捐款1000余万元，接济难胞11万余人。1939年傅筱庵投敌充任伪上海市长后，曾多次强邀方椒伯出任市府秘书长等职，都被他坚拒，并曾忠告傅应义不事敌，傅不听，次年终遭暗杀身亡。1949年宁波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后，遭国民党军飞轰炸，损失惨重，他任同乡会劝募组长，与众多旅沪同乡募款旧人民币20多亿元，汇甬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起方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工商业联合会代表。1956年12月，他以古稀之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委员。1967年“文革”期间突然有人半夜闯入方的卧室，方因而受惊得病，1968年5月24日在沪逝世，终年84岁。
 
    现方氏故居主要建筑已毁，尚有部分偏房和侧屋。原方氏祠堂九十年代毁于大火，尚剩二块有关方氏历史的石碑。